算是读书笔记吧，百合花是书里的第一个故事 Amy Stewart – Flower Confidential: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 象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存在的日常事物一样，大概少有人去想象大街小巷花店里的鲜切花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这里的故事不是指那些依托花的言情小说，而是鲜花本身、创造这些花的人的故事以及背后连接着的历史。 星象家百合 (Star Gazer Lily) 一 人们对鲜切花的喜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古时人们一直相信那些美丽花瓣和芬芳气味是造物主设计来取悦人类的。十七世纪中期，一位名叫Nehemiah Grew的英格兰医生第一次提出花儿的精密构造除了取悦人类，或许也是为植物本身的繁殖。十七世纪后期有植物学家开始推测花粉可能就相当于精子，但这个说法在当时一直未被接纳。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德国的植物学家，Joseph Koelreuter，通过杂交两种烟草获得了也许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杂交物种。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植物学家逐渐了解到昆虫的传粉功能，达尔文通过研究兰花证明了植物可能通过形态演变来吸引昆虫。试着想象一下金鱼草(snapdragon)的杯状花朵，六出花(alstroemeria)中央的“蜜蜂线”，或者是木槿花(hibiscus)中央鲜明的对比色。剑叶兰(Red-hot poker)则更有趣，在授粉之前花朵是黄色，授粉之后变为红色。而它的授粉者蜜蜂是红色盲，花朵颜色的转变使得蜜蜂授粉之后便不再被吸引。 如果说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我们喜爱的或许仅仅是花朵本身，却不一定喜欢它们作为生殖器的某些功能和相应的自然变化。比如，我们期望花朵被摘下后可以存活得久一些，或者我们不喜欢花粉，又或者令我们愉悦的芳香并不一定能吸引蜜蜂或蜂鸟。这大概有点讽刺的意味，人类尝试各种培育技术正是使一朵花不再是“花”。 但这一切对于许多传统的育种人而言，正是其魅力所在。 二 自然界有上百种百合，在这些自然品种上又有许多的杂交百合，在鲜切花工业中最流行的有三类，喇叭百合，亚洲杂交百合和东方杂交百合。东方百合品种花型大、香且艳丽，但早先在鲜切花市场里并不流行，因为它们的花朵开口向下，在收割和包装时极易折断，而且在宴会装饰中，与多数开口朝上的鲜花，比如玫瑰、雏菊和康乃馨，摆放在一起时显得突兀。亚洲百合品种颜色明亮鲜艳、花型小且无香味，但与东方百合品种不同，有些亚洲百合品种花朵是向天生长的。于是人们一直期望能培育出一种百合花，可以综合两种百合品种的优点，花朵向天、花型大且芬芳，但一直无人成功，直到Leslie Woodriff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培育出了星象家百合。 “星象家”的名字正是因为这种百合向天而长。 Leslie Woodriff算是最后一代的传统花卉育种人，他们象蜜蜂一样给百合花进行人工授粉。Woodriff对百合花有近乎疯狂的热爱，竭尽所能把各种百合花种都进行杂交，所以也有人曾说，Woodriff之所以能够培育出那么多非凡的品种，正因为他无所畏惧。他的培育毫无章法，不遵从任何规则，他的温室也从来都脏乱。与Woodriff合作过的养花人曾经说，能在他的温室存活的花种必然强悍。Woodriff的温室也许是我见过最乱的温室，花苗一摞一摞地堆着，又或者是堆在无光照也缺水的长椅下——真的，只有最强悍的能存活。 Leslie Woodriff的培育方法看起来很缺少专业性，他很少做试验记录，也没有什么重复试验，他只是自我享受培育的过程，比如不厌其烦地把花粉一点点地粉刷到另一朵花的雌蕊上，或者乐此不疲地把无数小玻璃瓶涂黑，然后用它们来采集花粉。他用来人工授粉的毛刷大概也从未清洁过，所以即使Woodriff宣称他知道某个品种是由哪些自然种杂交而来，大概都很难令人信服。他还有一套非常规的培育哲学，“你朝空中撒出一把纸牌，然后开始捡，你总会抓到一把同花顺的。”所以，他会把各种花粉搜集到一个瓶子里，充分混合后把它们撒到一片正在开花的百合花田里。 无论这些方法有多少问题，Woodriff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完美百合的样子，他一直梦想能培育黑色或蓝色百合。曾有人劝他不要试图去改变百合明亮的色彩，因为人们往往用百合来象征纯洁。Woodriff则回应说，他的百合就是要为那些不纯洁的人而开。Leslie Woodriff常常随身带着他的百合花的照片，逢人就展示，他会说，“这一朵非常有意思。如果我可以让这种直立生长，或者得到这个品种的香味，又或者那个品种的颜色，我就可以成百万富翁了。”听众常常只是附和他，心里却在想，这个家伙天天做白日梦。 Woodriff的确是个梦想家，但他从来也没能为自己赚得一百万。 三 与很多日常商品相比，对鲜花的消费是件挺奇妙的事。你可以在路边免费采得鲜花；也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鲜花可能和水果一样会腐烂，但是水果可食用，鲜花却仅仅是在花瓶里摆放几天，然后枯萎死去。尽管如此，鲜切花的市场在全球却高达四百亿美元。育种人因此而投入大量财力去培育新品种，以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比如延长摆放时间，减少花粉的传播等等。 回馈育种人财力、物力消耗的最好办法便是专利。 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展的植物专利行动使育种人的付出能在经济上有所回收，爱迪生是这项行动的支持者之一。但最初的植物专利只给予无性繁殖产生的新品种，比如嫁接、扦插等等。种子与块茎繁殖的品种并未被包括在内，因为这一类的品种有些是作为食品售卖，如果允许专利申请会对食品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早期植物专利设定有效期十七年，育种人可以在有效期内从市场获利来补偿对新品种培育的投资。 植物专利1号是Henry F. Bosenberg培育的一种四季都开花的爬藤蔷薇。Bosenberg在申请专利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创造历史，所以对于新品种的描述也是平淡至极，申请理由仅仅是说一种四季常开的花好过只在一个时间段集中开放，至于颜色或是其它的物理特征并无新意。而这专利1号的新品种甚至没有自己的专属名字，只是被简单地称作“爬藤蔷薇”。 专利2号仍旧是变种蔷薇，接下来注册的有康乃馨、悬钩子等等。在前三百号专利中，蔷薇占去了半数。通用公司在早期也有介入过植物专利，注册了专利165号，一种被X射线照射三十秒后的Regal Lily，不会散播花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子培育终于也被允许申请专利；1995年，专利有效年限增至二十年。 四 星象家百合的专利属于一位名叫Ted Kirsch的农场主。…
醉钢琴的访谈录
全文在这里：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704 摘一部分： 记者：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如果是研究中国的话，优势很明显，就是你离“现场”很近，能即时听到各种声音。我跟朋友说，回国以后，我每个饭局都是一次“田野调查”。而且现在由于网络发达，即使在中国，你要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也很容易。劣势也很明显，由于种种原因，我觉得国内学术研究和对话的水平还比较初级，常常还是一种不讲论据的“侃大山”风格，另一个极端就是用故弄玄虚的“学术黑话”来包装空洞，如果我不知不觉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换成这些坐标体系，可能就“迷失自我”了，所以我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适度的孤独。 …… 记者：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我教育这个词？以前你用过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来区分自己的两种兴趣，读者也通过《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看到了两个至少貌似冲突的你。你觉得自己是矛盾统一的么？ 刘瑜：自我教育就是试图理解你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果能通过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当然就更好了。我从没觉得自己矛盾。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同时有理性和感性的一面，我只是这两方面比较势均力敌而且两方面都比较自我放纵而已。 5．间歇性热爱生活与间歇性厌世此起彼伏 记者：还有文学梦么？ 刘瑜：当然有，不同的文字形式可以表达人不同的侧面，一个丰富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侧面。我没有文体歧视，比如有些人觉得论文比随笔高级，或者小说比专栏高级，我不觉得。我愿意从各个角度挑战自己。 记者：自我实现的具体目标，有么？比如在学术研究上。 刘瑜：也说不上什么特别具体的目标，但至少要不辜负自己的能力和际遇。有机会去那么多好学校学习，然后还算善于表达，如果不写出点东西，会过意不去。 记者：文学方面呢？你以前还说过，想拍电影、导演话剧，死前一定要做的事，列了单子没？ 刘瑜：呵呵，估计3年之内我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了。拍电影、导演话剧是技术活，我觉得自己是过了那个村了。但写点小说随笔什么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有时间肯定还会去做。死前要做的事清单太长，已经排到第八辈子了。 记者：真是热爱生活啊。 刘瑜：间歇性热爱生活与间歇性厌世此起彼伏，呵呵。 记者：间歇性厌世，你怎么治？ 刘瑜：扛呗。 记者：幽暗的这部分，性格中痛苦的部分，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催生了你的文学化写作，对你的人生安排，现实抉择，有没有过重大影响？ 刘瑜：回国的原因之一，基本就是试图在我和那个健康的我之间，搬走那个抑郁的我。 记者：回国为何能够帮助你搬走那个抑郁的你？ 刘瑜：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国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真空里，因为这个真空，所以就陷入了自我观察和自我关注的漩涡，在这个漩涡中的挣扎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太浪费了，所以我回来解放自己的生产力了。 6．我对经验世界的重视和对逻辑论据的重视，都起源于网络辩论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学术产生真正的兴趣的？ 刘瑜：如果把学术不仅仅理解为对书的兴趣、而是对理解书后面的经验世界的兴趣，其实也就是近6、7年左右的事情。 记者：难道你原来对书更感兴趣？ 刘瑜：未必多么感兴趣，但我以前以为搞学术就是读书、引经据典、跟别人竞赛谁掌握的生僻人名多。 记者：还跟人竞争过生僻人名储备？ 刘瑜：呵呵，竞争不过别人，记忆力不好。 记者：那么必要的学术训练包括哪些？ 刘瑜：基本的包括文献查阅、逻辑思维和讲论据的态度，但具体到怎么讲论据，有定量研究、田野调查等等。 记者：后来碰到什么合适的了？ 刘瑜：我觉得网络对我是个巨大的冲击。我99年左右开始上网，稀里糊涂就上了时政论坛，我被有些人蛮不讲理、是非颠倒的辩论方式给吓坏了，也给气坏了，正义感一下子就给激发起来了。然后这种正义感就开始感召我读一些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是萨特福柯这样时髦但实际上跟我的生活和感受没什么关系的东西，结果一根线越扯越长，扯出很多让我非常受震动的东西。我博士论文写中国革命就发源于网络辩论。 而且，另一方面，网络辩论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也训练我以严密的语言和逻辑思考——因为你的论敌不断迅速指出你的这个或者那个漏洞，你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和逻辑。所以我现在思维里很重要的的两种东西，对论据的重视和对逻辑的重视，都起源于当时的网络辩论。基本上，发现互联网对我来说就是《黑客帝国》里“吞下那颗红药丸”的片刻。 记者：这个好东西，在留学期间被加强了吧。 刘瑜：对。我记得刚到美国那个圣诞节，当时的男朋友从西岸来纽约看我，发现我当时没日没夜“战斗”在网络上，连他都不怎么搭理，伤心坏了。基本上我留学第一年，除了应付基本的学业，就是战斗在网络上。不但战斗，还转战不同的论坛，简直是游击队员。 记者：相比之下，国外大学的教育，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刘瑜：国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真不是来自校园教育，虽然我在哥大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主要是当时的课程内容（其实还是一些预设你已经熟知历史和经验世界的理论）和我当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兴趣）不衔接。不过国外生活最后对我还是影响巨大，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察，这个《民主的细节》一书已道出；另一个就是后来我按照自己兴趣进行的阅读，尤其是在剑桥这三年。因为自己做了老师，终于不用活在老师的指挥棒下，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阅读，就跟发现了一个金矿一样。 7．我还是希望别人能欣赏我身上的复杂性 记者：你希望你爱的人基于何种原因爱上你？灿烂、还是幽暗？不要说全部。 刘瑜：虽然你规定不能说全部，但我还是希望别人能欣赏我身上的复杂性，主要是我也不可能爱上一个对复杂性没有理解力的人。 记者：那你能从复杂性的角度，谅解自己的抑郁么？ 刘瑜：心情好的时候能，不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被抑郁劫持的时候不能。 记者：你觉得别人最有可能出于什么原因讨厌你？ 刘瑜：咄咄逼人、争强好胜？别人的看法我不清楚，我自己意识到的缺点包括：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有些软弱；有时候还是太武断；虽然面对批评最后往往能反思，但第一反应里往往情绪化的东西太多。 记者：这几年的变化是什么？ 刘瑜：文艺女青年的部分在缩小，对姿态——包括叛逆的姿态——失去兴趣，对理解外在世界有了真诚而热烈的兴趣。 记者：在发现了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之后，是否逐渐产生一种人生借此安顿的感觉？你的生活是否仍然存在彻底被颠覆的风险？向哪些可能性开放？ 刘瑜：希望至少能安顿个三五年吧，之后怎样只能走到哪算哪。虚无主义的危险肯定一直在那，但不想渲染它，希望通过忽略它而被它忽略。…
色彩和其它
(一) ‘1416教室’（我喜欢的一个摄影博客）里在讨论彩色和黑白摄影的话题，恰巧我又陷在回忆里开始摆弄我的旧照片。一个广告板上的小女孩的照片让我纠结了许久，彩色和黑白让我有些迷糊。 我还是喜欢黑白多一些。有人像的照片，或是城市生活的照片，我都会更倾向黑白。我喜欢单色调将人群或是城市里的拥挤和杂乱掩盖，更让人关注所有写在脸上或者眼睛里的故事。处理完这张照片，我就那么看着小女孩的眼睛看了好久。 这张照片，彩色的因为光的问题，小女孩的脸曝光太强，可是无奈在奥尔良的火车站商场，我羞于举着大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但是换成黑白后，脸部的曝光问题被弱化，反倒小女孩的眼睛被衬托得很亮。也或许，有人会更喜欢彩照里带点蓝色的眼睛吧。 我还喜欢黑白照里把路过的人群融到背景里，于是更突出灯光里的小姑娘。彩照里黑色的人影多少会干扰视线。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萨尔加多说的，“黑白照片有更强的概括力，而彩色片却容易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五光十色的外表上，导致忽视事物的内在本质。” 彩色自然有彩色的好。那些细小的野花，兀自闪耀在森林的角角落落却难有人关注，非要彩色才能突出它们的神采，连着在镜头里将那些神采一并放大，才真的让人感叹是怎样一个精彩的微小世界，让人流连，不舍。 (二) 这种倾向，大概还是因为对简单的偏好。即便承认这个世界太多纷繁复杂，可是并不会阻碍自我过滤和简化。也因为此，某日在youtube上听到张悬翻唱张雨生的《河》，喜欢这个大概是唯一的非高音版。她的声音从来都清澈而收敛，她的歌词多数抽象，但抽象不等同于复杂，所以我一直自我YY地相信那种抽象背后存在的单纯。 《河》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张雨生实在是太擅长赋比兴的运用，河大概算是个极致。有时甚至会觉得这首歌里写尽了人所有的情绪。我喜欢张雨生的原唱版，只是他最后一段的高音常让我有些抓狂，这种释放是他的标志之一，我承认某种程度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可是在这首歌里我多少还是难以消化。张惠妹和苏芮也有翻唱，却不是很喜欢。前奏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东西太多了。当然，单纯听歌，这个组合的演唱怎样都是耐听的。高潮部分，我总是会听得浑身起疙瘩。 (三) 很久没有出行，纯粹为观赏的行走，有时会担心自己在这种疲累里变得懒惰，丢了那仅存的一点灵气（如果我还勉强能被接受说出这样自我迷恋的话）。 仍旧会陷入一种自我失控的状态，每每回到独处时会冒出对自己在人前种种状态的反感。若是一个地方让你无法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你大概很难去说喜欢它吧。就好比与一个人相处时你无法呈现自己最自然的状态，你又如何对自己说是喜欢他或她呢？ 这些情绪不知道会在这几年的生活里反反复复多少次，或者在我已经过了小半辈子的一生又将无常多少回。希望它不会变成常态就好。 (四) 终于买了自行车，这里起起伏伏的坡路让骑行实在有些艰难，不过太阳再烈，在下坡路上一路俯冲兜风的感觉还是很好。 于是又想念起北京的寒冷冬夜在街道上猛踩脚踏板的感觉。我喜欢的那种彻骨的寒冷，这里没有。
你想你是老了还是年轻着呢
“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 他们老了” 张楚 《光明大道》 “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 这句话很有趣。 是，如维舟所说，失落重重。 同样的状态，倘若泰然处之，便是这世界永远的旁观者。 【转载】维舟 破坏性就是创造性 《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英]萨维奇 著，章艳 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4月第一版 现代文化主要是一种青年文化。各种新潮、流行、先进的事物，大多都是青年的创造和趣味，面对突飞猛进的最新科技和先锋文化，中老年人大多只能承认不懂，或者“越活越年轻”，去模仿年轻人的行为。在每个现代国家，全社会的话语和趣味或多或少地都由青少年文化支配，以至于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甘阳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来的？ 也许《青春无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只是截取了近代七十年内青少年文化的变迁，但这却是它登上历史舞台的决定性时刻。正是在1875至1945年这段时间内，青少年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社会力量，并最终获得了完全的承认，虽然这一浪潮并未就此消歇，但已足够让我们了解清楚这一青春狂飙运动的进程和意义。 很多人已经遗忘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时期”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人生阶段。《消逝的童年》一书中曾说，近代以前的社会里是没有所谓“童年”的，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就被视为成人，因此在工业革命时代，西欧国家普遍大量地使用童工。没有人认为十几岁的孩子是值得特殊对待的未成年人，是心理和生理上都和成人有所不同的“青少年”。直到1890年，美国14-17岁的人口中，有93%都在工作，只有7%在中学读书。1916年美国通过联邦法令《童工法》，严格规定：工人不得小于14岁；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法案却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 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大大推动了青少年文化。传统社会往往依赖于老人的智慧与经验，但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强调的却是创新，现代性逻辑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相信进步和未来，相信新的就是好的，重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经验，因此青年必定胜于老年，而创新必然胜于守旧。利奥·施特劳斯很早就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也就是一种不断地由青年反对老年的进程，每一代都试图推翻上一代，试图创造出更进步的未来，最终呈现出“不断革命”的态势。 借用无政府主义的名言，在此“破坏性就是创造性”——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又在创造着新世界。历来对于现代青年文化的误解，主要就在于观察者经常只偏重上述一个侧面：有些人恐惧地看到年轻人身上那种破坏性的力量，看到他们不遗余力地采取否定和拒绝的姿态、蔑视权威、对传统毫无尊重，饱含无处发泄的能量和激情，故而容易走向野蛮和暴力；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其创造性的一面，认为年轻人才是社会前进的希望，创造着有生命力的新事物，代表着全社会的完美形象。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他们是在破坏中创造，同时也在创造中破坏，那是一种创造性毁灭。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狂飙突进中的另一个侧面：即一方面是那么的纯粹善良，另一方面却又会在一些毁灭性行为中追求快感。这种特征广泛见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政治、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明显。亨廷顿曾指出，一个国家15-24岁的青少年人口膨胀到占总人口20%以上时，往往造成政治秩序的崩溃、动荡和更新。现代先锋艺术也普遍倾向于否定、嘲笑、拒斥传统艺术手法，借用达达主义的名言来说就是：“我根本不想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人活过。”这种不断否定昨日的自我的过程，就像一尾不断吞噬自己尾巴的环形蛇，最终令人感到绝望，因此现代艺术家鼓吹暴力和毁灭性战争、发疯、自戕行为（包括吸毒）等状况都远远超过传统社会。 一如本书所证实的，社会面对这些青少年社会现象时，最初的反应是多少有些手足无措的。第一个定义“少年犯”的法律条文1924年才问世，而英文teenage（青少年的）一词直到1944年才被用以确定一个独立群体。在那数十年里，年轻人越来越自视为一个特殊阶层，并追随同龄人的脚步，而非父母的安排。父母们更普遍的反应是“看不懂”，觉得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彷徨摇摆于“我们的孩子怎么了？”和“我们怎么了”之间，担心失去对叛逆的年轻一代的控制。借用鲁迅的话，父母开始不知道如何做父母了。 此外，还有一种失落感。法国曾有一位老绅士典型地表达出这种感受：“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年复一年，社会和大众传媒对青少年议论纷纷，但却仍不能理解这些既像天才又像怪兽的群体。1904年斯坦利·霍尔划时代的著作《青春期》问世，青少年才算有了一位真正理解他们的代言人。这本书首次将青春期界定为生命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指出“青春期是一种新生”、“年轻人天生就会和这个世界发生冲突”，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未来，他们永远有不满，甚至包括对自己——诗人兰波说：“我是另一个人。” 霍尔的超前研究使美国引领青少年文化，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度一直被想象为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歌手约翰·列侬曾说：“年轻人在美国，而其他人在别处。”美国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化，在这里，人们只有“今天”和未来，而社会也不断提供最新的产品给人们。也正因此，欧洲人普遍不喜欢美国，认为美国文明将欧洲的文化粗俗化了。但一如本书所言，二战胜利 的重大后果之一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迅速蔓延，其中“青少年的理念正是潮流的先驱。这种新理念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活在当下、寻找乐趣、追求物质”，体现在百事可乐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就是：“年轻一代的选择。” 这本书所谈的是欧美的青少年社会运动，但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不免总会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毛泽东的名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都代表着中国与传统的断裂，而显示出与现代思想的共通之处：将青少年视为未来和进步的象征。时至今日，独生子女政策更使孩子成为每个中国家庭的希望，青年文化掌握着文化霸权，使得中老年人自愿放弃权威。如果依照卡尔·曼海姆的判断标准，“为了理解过去的社会现象，定义一代人，应该根据社会历史意识，而不是生物年龄”，那么可以说中国现在全社会意识都属于年轻人，“少年中国”已然成形。只是，这一“进步”又是以什么为代价换来的？ 载2010-5-28《第一财经日报》
[转载] From新浪 刘夙 博客 [转载]两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反对土摩托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ab9d50100icas.html [转载]两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反对土摩托的文章 按：一篇是新语丝网友Amsel写的。另一篇是大河马写的。我转载土摩托的《气候变化——科学和媒体的新战场》一文时，Amsel兄就评论道：“土摩托这篇介绍得不全面甚至有错误。他有些欺负国内读者不读英文媒体。我博客下一篇（过两天再写）会指出他的错误。”尽管过了不止两天，Amsel兄最终还是把这文章写出来了。另一篇大河马的文章是Amsel兄推荐的，也转过来，供参考。但是我想指出，大河马的文章明显充满了偏狭之气，只会拉一些非主流的人的意见来充数。他嘲讽别人只会列机构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尤其是他给出了一篇对反对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的科学家Roy Spencer的采访，在采访中Spencer对主流期刊颇为不屑，好像气象学界的主流都在合伙对付他一样。这种态度，叫人如何能信任这些人？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我知道这题外话会让一些朋友不快），大河马和土摩托以前推荐过的木遥一样，都是坚定的柿油派人士。而且，他一面瞧不上牛博的“科普作家”，一面又不停地关注这个网站，好像是边看央视春晚边骂一样。有些人以为这些人是出了国才柿油起来，其实恰恰相反，是柿油起来之后才坚决要出国，无怪现在国外会有这么多的柿油派理工人士。有朋友还提醒我，其中一些人是因为想要竭力融入当地社会，所以才往往不得不走极端，比当地人还顺从主流，以免被视为“非我族类”。这也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的华人中比在白人中还流行的原因。 两篇文章都发在被GFW墙掉的境外网站上，所以就不给出处了。另外，我的旧友生态城对Amsel的文章有个不错的评论，也转过来。我恰恰觉得生态城的意见才是最公允的。 Amsel：土摩托为什么写不出气候变化的科学？ 今天新语丝登出了土摩托的文章《精英科学和民族科学》，他承认春节期间花了十多天想写个“气候变化中的科学”系列，最后因为发现“水太深”、自己“泳技不佳”而罢笔。土摩托这里表现得还算谦虚，不过，“全球变化”之“水深”并非是像粒子物理之类那样“难以理解”，而是指它牵扯了太多彼此相关的命题（随便说一下，比如全球是不是在变暖，变暖是不是有人类活动因素，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不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程度多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不是有效，全球变暖后果多大、是不是值得进行排放控制，控制的目标在哪里，排放控制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温室气体排放应该如何在经济上控制），多数命题的答案并不确定，后面有太多的逻辑链条，而有些问题的答案甚至相当程度上是价值判断。这些问题，一位科学记者应该有足够的素质进行客观分析。 从土摩托以前的关于气候变化文章看，他的问题不在于水深和泳技，而在于过于失去客观。具体说就是两点，一是急于在“主流学界”或者同行审议的发表文章中找出确定的答案，二是用中国的语境去套用国外的科学争论。 关于第一点，他注定不会成功。气候变化的上述问题不同于地震预报和转基因，不存在他要的答案，很多科学问题并无定论（unsettled），只有戈尔之流妄人（他最近的笑话是宣称地球两公里深的温度是一百万度）才会说“一切科学问题都已解决，缺的只是决心和行动”。为什么说很多问题无定论，可以看Phil Jones在2010年2月对BBC的回答，以及一些承认“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AGW）”的气候学家（比如Roger Pielke Jr.）的博客。 至于第二点，在他这篇《精英科学和民族科学》和上一篇《气候变化——科学和媒体的新战场》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篇指责丁仲礼院士搞“民族科学”，因为他“中国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他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崛起”。但土摩托这顶帽子可以扣到美国、澳大利亚的很多科学家头上，他们认为AGW没有科学依据、减排行动只能损害本国经济；既然大家都能戴这顶帽子，丁院士的表现也就不在于“民族科学”的特殊性了。 而在上一篇《气候变化——科学和媒体的新战场》里面，他是从国内转基因的视角去解释国外的全球变化争议，认为争议的原因同样在于媒体不按主流科学进行报导，在于“科普不够”。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土摩托似乎对英国媒体很熟悉，那么不应该不知道英国BBC、卫报等左翼媒体坚决站在AGW一方，只有右翼的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才不遵从AGW的宣传。而美国除福克斯电视台之外几乎所有大的媒体都在捍卫AGW，在2009年11月气候门和2010年2月IPCC一系列丑闻之后几乎近于采取掩盖和漠视的态度。这和中国媒体热衷于反对转基因、宣传地震预报完全不同。如果说国际上的全球变化争论与国内的转基因、水坝争论有某些相似的话，那就是环保分子绑架了科学、垄断了宣传、左右了政策。 所以土摩托之所以写不好全球变暖的文章和报导，主观原因就在于先入为主、急于给读者确定的说法，当然也可能他本人就没察觉英国媒体的倾向——而由倾向性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另外他有些时候也偷懒出错，比如2007年一篇文章犯过“北冰洋海冰融化会引起海面上升”的错误。 如果我们要为土摩托找个客观原因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公众、媒体甚至气候学界远离国际气候争论的舞台中心，公众和媒体不具备足够的素质来理解气候争论问题中逻辑的深刻和复杂。这也决定了我们的记者写不出2010年2月英国《卫报》和2010年4月德国《明镜》周刊那样优秀的气候变化报导和BBC那样优秀的采访。 附：生态城的评论 偶的看法，与博主交流： 1. 答案为“是”或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全球是不是在变暖，变暖是不是有人类活动因素，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不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程度多大。 在这个基础上说“一切科学问题都已解决，缺的只是决心和行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戈尔的话是要看语境，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说AGW已经是科学上不争的事实（如果记错了还请博主指正）。另外，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用对待科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他也过了。这不是说他不能被批评，而是说术业有专攻，当然为了把活干好，他应该有准确的科学知识。 答案不确定或者根据不同情景有多个答案的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不是有效，全球变暖后果多大、是不是值得进行排放控制，控制的目标在哪里，排放控制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温室气体排放应该如何在经济上控制。 2. 科普写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与读者的接受能力有关（并不是说这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看看欧美一流的科普杂志，深感作者的专业，也会想如果这样的文章是中文的，那能看的下去的有几个人呢？偶觉得土摩托的情绪主要是和世界一流的科普作者与读者群对比之后对“中文语境的缺陷”的不满，有时候有点“爱之深，恨之切”的感觉。 3. 《明镜》的文章南都周刊有翻译转载，realclimate也有分析和批评，个人感觉欧美的非科普类杂志的关于气候变暖的文章还是要小心。 大河马：要理解暖化，就不能听土摩托的 土摩托最近又对怀疑暖化的人发飙，要求别人“听从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如果你不懂科学、不会数学，觉得自己的最高智力层次是被“科普”，那么听他的没错；如果你是政策决策人，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多人未来的命运，听这个说法也没错。但是如果你真想知道暖化理论究竟对不对、解释能力多强，那么请把土摩托说的当风筝放掉。 因为暖化理论和已经“搞掂”的理论不同，至今这还是一个基于模型的、充满争议的领域。按照土摩托的逻辑，70年代时候我们就应该动员起来，防止全球冷化（当时的说法）、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就应该听卡尔萨根的去防止火烧油田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我在想，如果当年真这么做了，我们可能现在会对暖化理论更加小心一点。 我记得（不太确切）土摩托以前驳斥过气象预报不准不能说明关心长期趋势的气候变迁模型不准，好像他还要具体解释，不知道现在解释了没有。研究了一辈子飓风预报的Joanne Simpson倒是告诉我们：“However, the main basis of the claim that man’s release of greenhouse gases is the cause of the warming is based almost entir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