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6-27日，前往观测塔 一 到达王朗保护区26日近中午到了保护区。午饭时间还未到，司机师傅直接带我进去合作者们做无人机观测的地点。与合作者们打过招呼之后，我直接先去了最近的10米观测塔。 保护区内的公路沿着河谷而建，10米的观测塔建在路的北侧，在一面向阳（即向南）的山坡上。这一面阳坡生长的主要是灌木（往更高海拔应该是草地）。公路南边是涪江，另一侧山坡则主要是森林。白天站在塔上，风很明显地沿着山谷吹来，所以塔所在位置的灌木林对于塔上的观测信号贡献会有多少，是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对于这样的高海拔山地生态系统，则比低海拔处生态系统包含了更多的问题。对于山谷风的贡献，低海拔处生态系统因为类型比较接近，即使观测信号的来源区域可能不在塔附近，但仍可代表同一类植被。高海拔的生态系统，山谷风携带来的信号则可能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植被。这也暗示着高海拔生态系统观测数据处理的复杂性。 临近午饭时间，天空的云也变得越来越厚，忽然就下起来雨，暂且返回。午饭后雨仍旧在下，以为下午只能在室内呆着。午休着，忽然天又变晴了，于是决定去75米塔上看看。 虽然这里偏远，但保护区的路修得已经很好，即使汽车不能直接开到塔下，但步行道条件不错，所以走着也不费劲。6月底正是这里野花盛开的时候，一路的野花，勾起从前拍野花的记忆，好几种花，确定之前知道它们的科属，现在却已经想不起来这些科属的名字。因为去塔上看设备是正事，所以即使背着单反，也不能停下给它们拍照。 75米的高塔建在山谷的平地，两侧的山很是陡峭，我预想的沿着两侧山坡建样地似乎是mission impossible，这是西部很多高山（尤其这样陡峭的山体）与东部丘陵山地的不同。倘若不能在地面按地形布设样地，获取不了地面的“真值”数据，研究该如何继续做下去？ 塔基周围还有其他团队设的小生态样地和用于物种多样性调查的大样地。据说大样地里上万棵大大小小的树木都做了标记。 二 继续查看设备26日傍晚遇见北师大来的老师，过来帮忙检查物候相机和光谱仪，并对未来新仪器的安装给一些建议。27日上午又跟着他们上了一趟75米塔看设备。之所以来查看，是许多设备在安装运行后不久就遭遇了各种问题而未能正常工作。这是我回国来在好些观测站都看到过的问题，昂贵的仪器装上了，却缺少好的维护，以致真正收获的有效数据很少。而对于偏远、条件也颇艰苦的站点，这个问题则可能更为突出。技术人员和学生处理相关工作的能力的培养是个漫长的过程，却是必须的。 接下来去了30米塔的观测点，这里的海拔比另两个塔低了200米左右，植被是针阔混交，但还有另一种描述来说明这个地段的特征，是林灌混合。从观测塔点离开向下往公路走，才留意到这里随海拔降低植被的密度变化极为明显（上山时人觉得疲累，常常没有心力再做额外的观察），类型也有不同，而在10米塔的观测点似乎并没有这么显著的差别。在这里还看到落在地面大片的红桦树皮，久违的红桦树。 一路仍旧在思考这个高山站点该如何布设样地。 三 找巡护员了解情况仍旧想着是否可能象丘陵山地那样布设样地。倘若这么做，那就需要翻山越岭，靠我们自己开路不太可能。随后了解到保护区其实有很多巡护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翻山越岭走遍保护区，检查山路和监测用的红外相机。我有想要和他们走一次巡护路线的念头，因为需要走一次才能做出是可行或是放弃的决定。 合作者立刻给我找到了一位巡护员，罗春平。这名字感觉曾经见过，后来在微博上搜索，果然是之前在王朗拍过偶遇大熊猫视频的巡护员。因为许多问题尚未成型，一时还不知从哪儿开始咨询。大体先咨询了一下保护区总体的管理状况，提到保护区里有一片人工林。又问能否和他们一起去巡一次山，告诉说不用担心我的体力。最后问了一下关于我看到的不同植被形成的可能的原因，大概就是山的朝向、山缝的宽窄这些地形的原因（这些也正是我需要关注的）。 但巡山这件事在这一趟行程中可能难以实现。我虽很想去走一趟以判断实地环境，但这件事情的目的尚不特别明确，我隐约感觉即使可以和巡护员同行，这个方法在未来也不太可持续，所以需要更多的权衡和思考，最好还是多了解些基础信息后再做决定。如此，就把巡山这件事留待下次。 四 继续思考高山地形的研究午休时间，我独自坐在保护站的休闲区，仍旧琢磨样地布设的问题。关于山地生态系统的观测，对于三明的丘陵低山地形，可以通过选择包含不同地形特征的剖面来布设样地。不同的地形特征影响的是树密度、树高/胸径等的分布，但物种总体仍较为接近。对于王朗的高山地形，因为山体庞大且地形陡峭、多变，不可能以类似三明的小山体地形来建立剖面布设样地，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在相近的海拔高度（因为海拔高度的差别带来的温度效应会成为主导），选择几类环境条件对比较为强烈的观测点，如坡度、坡向（由此决定的日照时长、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等生长环境条件的不同）等，这些观测点不似地形剖面那样连续，但也包含了地形特征的梯度。 想到这一点，觉得方向似乎明确了些，之后对照高程图和无人机影像，应该可以在地图上先标记好样地地点，再做实地布设。但是有一点之前未曾有知识储备的，是对于灌丛样地的观测方法，灌丛很难象森林样地那样标记树，再测量树的胸径，那么布好样地之后能开展哪些观测？这些问题需要做一些调研才能有更明确的答案。 这样的思考之后，我便不再犹豫下山测核酸后是否需要返回山里。之前犹豫的原因在于，若下山再返回，路途的时间成本实在太高，而返回后需要再开展什么工作也并不明确。现在有了这些方向，这次的行程可以先在这里结束，回去调研更具体的信息，下次就有了明确的任务。 五 一些总结实地考察是必须的。之前单看数据，能量严重不平衡，会产生很多疑问，究竟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不平衡，比如是否选址有问题，是否仪器架设有问题，是否后期维护不到位，等等。实地考察后，认识到这几乎是仅有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地点。仪器架设在主风向（但架设高度可能存在问题，受塔身立柱影响），原则上也可行。客观因素已经无法改变，那么数据呈现出的问题就是待研究的科学问题。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探索这些问题背后的科学。
森林日记 – 202206，王朗自然保护区（1）
2022年6月26日，前往川北的观测站 一 从福州出发26日，去王朗观测站终于成行。之前分别在21年9月、10月，22年5月计划了三次，均因为疫情在临出行前取消了。 航班是11:55，飞往绵阳，中途要在长沙停一小时。买了9点40的机场大巴票，定了7点10分的闹钟。早晨醒来，摸过闹钟来看时间。尼玛！闹钟没电了！大脑里第一反应，完了，误航班了。第二反应，跳下床冲去客厅看手机时间，天，一定有神召唤，才7点38，与计划起床时间基本不差。惊魂才安定下来。 按计划，9点半左右到了学校附近的机场大巴点。仍旧疫情的缘故，原来一班13座的中巴车改成了两班6座商务车，有灵活调度的空间。但我订票的时候并不知运输公司的考虑。9点40和9点41两班车，网上显示第一班只剩一个座位，第二班还有六座。想着能稍微宽敞些，就买了第二班。 9点40的车要开了，一个小男生匆忙扫码买了最后一张票赶上车走了。听见卖票的大姐和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在对话，说什么差一分钟，一个挤着一个专车，没在意是什么意思。又过几分钟，卖票大姐来验票，说小妹走吧，就你自己。哈？！大姐又接着说，你聪明呢，买这一班，成你的专车了。这个车票票价50元，若是叫专车，也是这车型，189元。 二 到达绵阳，再去往平武当天下午4点一刻左右，飞机落地绵阳。与预约好的租车公司司机碰头（后来了解到，这样包车服务一日费用800元人民币），直接去往平武，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沿路一直有高速路在建，绵阳与九寨沟之间的九绵高速。 疫情期间，这个时段四川的政策是入川后必须做到三天两测，否则健康码会变成黄码（后续会如何麻烦就很难预测了）。所以，晚饭后去往平武县人民医院做核酸。有趣的是，这里做核酸与福建/福州不同，福州到目前核酸检测一直免费，平武这里（不知四川其他地方是否不同）分两种检测方法，也就对应两种收费方式，独立检测16元/人，混合检测3.5元/人，晚上八点以后只有独立检测。因为已过八点，我和司机师傅决定明日一早出发去王朗前再来做混合检测。 26日当晚住在平武。 三 从平武去往王朗，一些回忆27日一早，核酸做完之后，又补买了计划布设样地需要的铁钉（钉标记树的数字牌用，出发前下单的快递未能按时到达），然后上路。 平武县城仍处在盆周山地，海拔并不算高，1000米左右，去往王朗则是逐渐进入川北的高山地带。王朗的行政区划仍在平武管辖，属于白马藏族乡。一路主要在247国道上开，虽然这一路的施工地段更多。路旁是涪江蜿蜒流淌，这一直是我最爱的公路景致。进入白马藏族乡，就看到了明显与汉族人家不同的房屋，只是公路旁的有些很难判断是否特意为发展旅游而统一规划新建的村落建筑。倒是偶尔在江对岸远远的有一些村落，应该是日常生活的村子，错落有致地建在山脚下。 平武与松潘相连（平武境内海拔最高的小雪宝顶即为两县的界山），松潘则属于阿坝州。2003年我用献血后的休假期到九寨沟、黄龙一线旅游，那是第一次进入川北，进入高原地区，高山雪景和藏族文化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心里种下了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那些年是让我逢假期就决定去高原旅游，而更深的影响是在辞职时决定改行（配合着当时读Aldo Leopold的《沙郡年纪》和满腔热情投入的野花微距摄影），从海洋改到陆地生态，之后心心念念地要回国研究高原生态。 这一趟到王朗，算是实现了当年的愿望，虽然这里仍然不是我现在的主战场，但这一路漫长的兜兜转转，终于踏上了这条路。
故人旧事
一 终于来了上海，停留几天。 记得2012年回国，从老家返回北京，决定在上海转一次车，可以与你碰一次面。那是自离开北大后十多年里第一次再见，也从未想过会是最后一次。1999年我们在新生搬家时认识，到你决定离开，十多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似乎只有四次。余下的时间都在网上，从邮件，到msn，再到gtalk，最后在微博。 昨晚给V留了言，说我终于来了上海，明天去看你。我与V还不曾见面，因你的离去而认识。也是不曾预想过的。 二 从闵行到海湾园，换地铁和公交车，没想到这么远，两个多小时。若是能近些就好了，你的学生、朋友或许能经常来看你。这个季节墓园很安静，也打理得很好，能感受到海风，想来也是好的归所。 墓地一小块一小块分布着，每一块墓地里大概几十个墓碑。你的墓碑在最外侧，所以我在边沿的台阶坐下呆一会儿。 有打扫墓地的阿姨，一排排地扫，可能没注意到我坐在那儿，被我吓了一跳。她和我说话，大概说的上海话吧，我听不懂。她努力切换到普通话，又不时地切换回方言。大体是问这是谁，发生了什么。过一会儿，可能是负责墓园的一位中年大叔推着辆摩托车也走过来。问的也大致是同样的问题。 他们问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大概算人共情心的本能吧。我也不想不理他们或者说我想一个人呆着。于是回答他们说我们是上大学时候的朋友，你之前在华师大当老师，我之前在国外也一直不能来看你。大体还有些家乡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因为什么事情这么年轻就去世了。我也尽量简单地告诉他们。 后来我让他们去忙。大叔离开了。扫墓地的阿姨离开一会儿又转了过来，问我有没有吃饭，我说我来之前吃过了。她离开，又来了第三次，这一次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最终也没有再说话。我看她的眼睛有点儿哀伤。虽然我并不希望他人以哀伤来看待你，但我仍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她。 三 人们总想去猜测或解读，但那些或复杂或非常规的个体成长外人大概也难理解。就算理解，又怎样呢？于你已是无用，于我或是与你关联的其他人可有帮助？于其他与你相似的人可会有影响？可是有关联又如何，是相似又如何？能让我们或者他们形成更好的对朋友和自身的判断而后建立更好的关系么？事情未发生时的判断与发生后的判断很难真的相通，就好象统计里的条件概率题，条件的不同，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我现在一路漫长地来到墓地里呆一个小时，于你又何用？你发出最后一条微博的时候，那几天我正好回国来，想着说要给你打电话，但是似乎没有那么紧迫地要说的事情或是送出的问候，就一直也没打。后来我总是想，若是早两天打了电话，甚至若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拨出了电话，结局会不同吗？就算一个电话改变了那一日的结局，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之后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于是想起了很早前的《吸烟，不吸烟》的实验电影，和自己十多年前写的观后感。观后感的最后也是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会期望哪一种（结局），是电影里有的，或是还有其它的？期望的就是我们会选择的吗？当我仔细去回想每一种可能的结局时，似乎又觉得所有的可能仍旧在朝向一种无奈的结局收敛。那么，是因为每一次的分叉仍旧没有跳出某个范畴而导致了这种收敛，还是因为即使是截然不同的选择，仍然会收敛到这种结局？对于这部电影，我更倾向于前者。对于现实的生活，究竟是怎样我不想去做推测。” 当我坐在你的墓碑边，想着现实生活的种种，想着十多年前写下“不想去做推测”的年轻的自己，似乎要在如今的中年给一个“收敛”的答复。我们终归逃不出“无奈”么？ 四 想起2000年你在三角地贴大字报呼吁和解，之后的某天晚上在宿舍楼下等我，说可能会被退学，所以提前来和我道别。我大概太不擅长对面交流也不擅长陪伴，已经记不起来那晚说了什么，还有另外几次我们仅有的见面，大概都没能给你些温暖的话语。 墓园外的鲜花店没有开，所以没能买一束鲜花给你。墓园内的办公点有出租的盆花，我又嫌弃它们看着迂腐。翻遍书包，看到之前陪朋友逛街时做的招财猫的小挂件，挂在墓碑边的小柏树枝上，当是提前为你装饰圣诞树。招财猫上有我的名字，就当我继续在这里陪你，虽然仍旧说不出什么。
所谓并不适合的工作
写这篇东西，算是自我反省加对现实的某些反驳。人的纠结挣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原因。外界的、自我的，积极的、消极的，在同一个大脑里斗争来去。把原因一项一项剥离，并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有一份清晰的自我判断，不至单一地或以外在原因为借口责怪他人与环境，又或者只看到自身弱势消极的一面彻底否定自己。 在这么多年的纠结挣扎之后，我仍然坚持认为，人的世界虽有各种天然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天然地不相容。以人的多样性而言，一定也会有多样的结合方式去化解这些矛盾。 一 体力篇 借Denovo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技术潜水员》开始。关于Denovo的故事，搜索“潜水 Denovo”可以了解更多。只是不知这件事情最后的调查结果何时会公布。 文章里教练的这句话很得我心，“如果要去丛林深处很远很难走的洞穴入口，我们也会雇佣骡子和小工啊。你只是比我们早一些需要帮助而已”。Denovo的文章加上这句话在我看来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并不适合的工作”其实是个伪结论。 “不适合”这种判断一度让我纠结了很长时间。身高156厘米，体重在44-48公斤之间起起伏伏，冬肥夏瘦。虽然常与人争辩，这种身高配这种体重表明我一点儿也不瘦弱。但即使不是瘦弱，这种数据本身就已经呈现一种限制，而我也并不具备任何先天的不同。 我喜欢呆在野外，理由和Denovo有相似之处。我并不擅长在人群里穿梭，而野外是人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但若只用眼睛或是相机观察自然，这种单纯似乎并不够满足对一种带复杂度的思辨的渴望。所以要追逐数据，再把大自然的规律从数据背后一点一点挖掘出来。要把这两点都满足，选择做学术似乎是一种必然。这种历程也可算是“从兴趣选择专业”的典型例子？ 现实里的操作不断给人冲击。博士期间在一片湿地森林里与天气，与仪器，以及与之附属的与导师的各种斗争，把我从一个能量满满的状态消耗到博士毕业时的最低谷状态。不停地问自己，这样的体格和野外能力怎么可能作为这种研究方向学术生涯的基底？但一路奔波选择的目标又怎能如此就放弃？于是“不适合”与“喜欢”的矛盾在读博期间以及毕业头两年一直是对未来选择的困扰。 “你只是比我们早一些需要帮助而已”，或者转换一点点，“你只是比我们需要多一些帮助而已”。这样想很容易就回答了“适不适合”的问题 – 这根本是个伪命题。在某个节点上看似合适的状态在下一个节点上可能就变成了不合适，所以对一件动态的事情，并无绝对的适合或是不适合，除非你给自己或是被人设定了节点。 我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终于觉得算是打破了那些或主动或被动设定的节点。自己买设备，自己搭设备。期间会出现各种问题，那也是所有做同类工作的人会遇见的问题，我并不因此而苛求自己。野外的工作不可能不辛苦，但辛苦并不一定就是折磨。做一件事情的辛苦与享受这件事情，并不矛盾。 现在，与小师妹们说起出野外的事情，我也是一再强调，如果你觉得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无须担心是不是足够强壮去应对野外的工作。多数的事情并不会超出我们的体能极限，甚至不会超出单个人的极限。如果现实真有那么多超出我们体能极限的事，那对男生们来说也不会是件多容易的事。只有很偶尔的是一个人做不到的，找人帮忙就好了。无论男生女生，胖子瘦子，高个儿矮个儿，限制我们的并不是体力。
[癌症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话题很近，与人说起时又似乎有些遥远。但事实并不该如此。 现在如此严重的雾霾，虽然更多地源于短期的污染排放，但它与气候变化根本紧密相连 — 在物理意义的关联之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环境，是整个地球。 我常常希望能给家人、朋友讲我的工作，但没有一个合适的背景总觉得有些话没法自然地说出来。所以借一个有背景的人之口来说，或许会更触动人一些。 2016年年末人类象被施了魔咒，许多的公众人物相继辞世。Piere Sellers是其中一位。关于他的介绍看这里：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s_Sellers Piere Sellers 在16年年初被诊断出胰腺癌晚期，在16年的圣诞节前夜离世。诊断出癌症之后，他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短文，《癌症与气候变化》，从个人的感触写了人类该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原文在这里：https://www.nytimes.com/2016/01/17/opinion/sunday/cancer-and-climate-change.html 17年新年之初，从美国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在断断续续的清醒、昏睡的间隙，我把这篇文章翻译了一下。 癌症与气候变化 我是一个气候学家，刚被告知已在胰腺癌第四期。 这个诊断把我置于了一个很有趣的境地。我投入我专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去思考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而这个科学问题最好的观察尺度常以数十年计。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确信，即使我现在已经60岁，我仍可以见证这个问题最关键部分的出现，也可能在我有生之年见证这个问题的解决。但现在我个体的生命地平线被急剧地缩短，我被逼迫着要去决定如何度过我的余生。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否还值得我继续思考？ 在处理完随这个诊断消息接踵而至的各种事务 — 告知家人、朋友、工作单位，处理一些财务，扔掉成堆未读的纽约时报书评，在众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限量版”假日聚会 — 之后，我终于有了些时间在厨房的餐桌边坐下，列一个遗愿清单。 很快地，我发现我全然没有意愿去与那些富有的旅行者们竞争攀登珠穆朗玛峰，也不想去那些美轮美奂的海滩抢夺一席之地，或者在一个无聊的一月下午玩什么游戏。反而，我意识到我真正想做的事是与相识相爱的人有更多时间相处，还有尽快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在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管理着一大组的科学家一起研究整个地球（我需要说明这篇文章仅仅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NASA）。这些研究包括用卫星观测数据和强大的计算机模型探索气候与天气。这些模型描述了地球这个星球如何运行，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到大气会发生什么。这份工作复杂，艰难，意义重大，却又迷人。 去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我想我们的后代在回望科学与政治决策通往联盟的征途时会认为2015年很重要，但却并非决定性的一年。达成这样的联盟超乎想象得艰难。在科学这边，过去15年持续地有证据显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这个变化的轨迹很可能把我们领向一个即使不危险却也会极其难受的境地。在政策那边，刚刚在巴黎结束的气候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要把未来全球的平均温度控制在比前工业时代高2摄氏度，或者3.6华氏度。 虽然许多人嘲笑这个协议不够权威，也无强制执行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决策者们设定的目标是基于目前最好的科学结论，也在我们的计算机模型预估的能力范围以内。 能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还有很多疑问，但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对于那些超出这个目标的情境，我们设想的是全球降水和温度分布巨大的改变，对水和粮食危机产生巨大影响，以及严重的海平面上升。当预测温度上升时，模型的不确定性随之增长，而不可预估的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增加。 所有的这些变化将伴随着世界人口从现在的70亿增长到2050年的95亿。现任教皇方济各和一个退休军官组成的智库也做出了与计算机模型预测大致相同的结论： 真正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最坏的影响的是世界上最穷困的群体，他们已经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仅有很贫瘠的资源去帮助他们适应这些变化。他们视自己为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的受害者。回首历史，1789年法国革命的爆发原因对历史学家们并不神秘，遥想未来，那些导致各方各面激进主义和冲突恶化的压力温床也将随全球温度上升而炙热化。 回顾历史，去年也可被看作是“否定”的终结年。总的来说，大多数决策者现在相信了那些科学证据和预测，即使他们仍在挣扎着要选择何种方法去应对这些问题。而且，大多数的美国人 — 70%，根据最近Monmouth大学的一个问卷调查 — 相信气候正发生变化。所以也许现在我们才步入了这整个行业真正艰难的阶段。 最初的重活将不得不由决策者们来担当。我感同身受。面对一个重要但持久的议题要维护坚定的立场是困难的，而且要面对许许多多近期的问题，担心减低排放会削弱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害怕其他国家可能会谎报他们的排放目标。 科学能提供的帮助是跟踪地球系统的变化—这是一个研究加监测的工作，由NASA和NOAA（美国海洋大气局）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部门领导—用我们日益强大的计算机模型去探索各种政策下的气候变化前景。这些模型也帮助我们决断哪种政策更现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期的经济影响和长远的气候变化之间找到平衡。 然而，最终，我们需要依靠工程师和工业家们来拯救。他们必须要开发新技术并找到实现这些技术的办法。象实现清洁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分配问题面临的技术和组织挑战是巨大的，他们必须在几十年内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很有可能他们要转向核能、太阳能以及其它可更新能源，还要将我们的交通系统最大化地转向电供。现在这些工程师和工业家在正确的创新力与投资环境下正全力以赴。可以参考他们在二战期间的成就：美国的技术和生产力超越了过去常规条件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成绩，1945年时的世界与1930年后期相比已完全不同。 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我想起两件事。第一，我们应该拥抱改变。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它会以气候变化的方式，以我们改变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呈现。第二，我们应该准备好以适当的沉着姿态来接受改变。有些变化并不容易处理，比如海平面上升，但也有一些变化是正面的。新技术会以一种我们无法预估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谨慎对待这些挑战与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确切的理由要我们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糟。历史一再给我们展示人类如何脱离困境的例子。获胜者通常是现实、务实以及变通的人，失败者则通常不肯面对这些威胁。 至于我，我毫无怨言。我很感激我在这个星球的种种经历。作为一名宇航员，我曾在地球之上太空漫步220英里。在随国际空间站飞行时，我曾看过海洋上空的飓风漩涡，看过亚马逊河在森林铺就的绿色地毯中蜿蜒汇入大海，看过壮观的暴雨闪电在夜空中环绕赤道绵延数百英里。从这样的上帝之眼，我看见我们的地球是如何脆弱又无限珍贵。我对未来满怀希望。 所以，明天我会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