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困惑
作者/许知远
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祖国历史的秘密，好像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
——阿兰·佩雷菲特
——阿兰·佩雷菲特
一
那本绿色封皮、356页的《李约瑟游记》，打开了一个我从未想象的世界。那是 1942年至1946 年的中国，在与日本人对抗中，她丢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空前的挑战，而战争又激发起中国人空前的团结，长期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处于获得胜利和重建国家的高涨热情中。
我们了解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士兵的、农民的、将军的、政客们的，但是科学家们的故事在这场风暴中是怎样的呢？要知道在三十年前，“科学”与另一个词“民主”，被认定是解救中国的良药。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对抗西方的失败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未如此低落，作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一去不返。一开始，人们把失败归结于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人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最后，人们认定问题出在他们一直为傲的中国文化传统上，认为它已经僵死，无力应对现代世界。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应该将线装书全部扔进茅坑。
很多新观念涌入动荡的中国，用以解救被“外国干涉、政治分裂、基层社会动荡”这些严峻的问题。“科学”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无疑是最为独特的。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法，而科学则牵扯到更为根本的变化——它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基因。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胡适1923年会有这样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身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太静而不活跃，思维上欠缺逻辑，身体太文弱，郁达夫在小说中甚至对我们的性能力也倍感怀疑。
缺乏科学精神，是最经常被指责的一项。欧洲中心论者带着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国，发现欧洲人“生来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尚未开化，他们不善于分析、怀疑、科学思维，中国社会则长期停滞，一直以来是黑暗的专制主义，它扼杀一切想象力。即使在那本极力将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吾土吾民》中，林语堂也说，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为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的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用“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篮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用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住在土墙房子中，“几乎没有电，没有煤气，非常糟的自来水系统，交通工具少得可怜，他们带着全部贵重仪器，在荒野里跋涉上千英里”……他碰到很多一流科学家与诗人，他说闻一多很英俊，童第周是“中国最好的胚胎学家”，他称华罗庚为“中国的拉马努金”——那位来自印度小乡村的数学家拉马努金的天才震惊了当时的剑桥……
像所有最初到来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李约瑟要费力地将眼前的不同碎片拼贴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他看到了农民们所穿的蓝衫、穆斯林的黑袍、蒙古人的红白羊皮、藏族人的红色与棕色，而在广东一带，白色则极为流行……最为有趣的或许仍是现代化的科学设备如何运行在崎岖的小路上，在很多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陌生的闯入者。
像所有最初到来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李约瑟要费力地将眼前的不同碎片拼贴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他看到了农民们所穿的蓝衫、穆斯林的黑袍、蒙古人的红白羊皮、藏族人的红色与棕色，而在广东一带，白色则极为流行……最为有趣的或许仍是现代化的科学设备如何运行在崎岖的小路上，在很多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陌生的闯入者。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科学家们如饥似渴地吸收新资讯，他们战时在海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高水准的论文，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都让李约瑟质疑流行的学说。他发现“古代中国人像通常被认为科学的古希腊人一样，能够探究我们所生活世界的大自然”，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作出了对整个人类史绝对重要的一些经验发现”，所以关键在于“为什么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
二
最初的好奇心演变成一项浩大的工程，《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成为了 20世纪由个人进行的最庞大的知识工程，或许只有法国人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可以堪与比较。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 1972年出现在李约瑟的实验室时，这项努力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而“仍仅仅完成了一半”。
中国科技的面貌，在李约瑟的帮助下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中国人被认定发明了丝、纸、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黄仁宇写道，“在这份名单上，李约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马镫、水钟、纵舵、节块施工拱桥、防漏水的舱壁、纵帆式的航海技术、生铁、鼓风炉等等。”
54 岁的黄仁宇来到剑桥，是因为他受72岁的李约瑟之邀，与他共同探索那个已被命名为“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已经造成了长久的困扰——中国人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像 20世纪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完没了的民族屈辱，让黄仁宇试图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寻找某种解决方案。科学与技术，是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时隔三十年，我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读到了这个插曲，我记得他对于剑桥的鹅卵石路的描写，当然更沉浸于他对于中国历史命运的追寻。那是个奇特的下午，天有点阴沉，我坐在北京海淀区的一间咖啡馆里，窗外正是那个由玻璃、钢筋混凝土构造的新中关村，人们在其中忙碌异常。
我的桌前摊放着黄仁宇的回忆录，《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简装中译本，一本关于“李约瑟难题”论文合集，那本在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和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和钢铁》……
人们总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命运充满好奇，昔日的领先者为什么突然停滞了，那些未被人注意的角落，又成为了推进历史的新力量。就像贾雷德·戴蒙德所猜测的：“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生活在从公元前 8500 至1450年的任何一段时间内，如果他当时试图推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他肯定认为，欧洲最终的支配地位是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欧洲在过去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旧大陆的那3个区域中最落后的一个。”
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马克斯 ·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质，它限制了创新；大卫 ·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
李约瑟不期待能寻找到单一因素的解释。对于中国，他带有一种更浓浓的温情，他一直在试图跳出欧洲中心论的圈套，他觉得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当他从中国考察归来后，他的合作伙伴鲁桂珍发现他“变得更老成，更耐心得多，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急急匆匆，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尽管一直到 1995年去世时，李约瑟也未最终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但是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其实早在1944年重庆农学会会议上的讲演中，他就已找到。它是一连串因素，包括气候、地理、社会、经济的共同作用，这其中带有大量的偶然性因素，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他确信“（欧洲人与中国人）两者的能力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外部条件不同而已”。他相信，是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官僚机构阻止了商人自治的出现，是问题的要害。
黄仁宇记得，在 1972年和他的谈话中，李约瑟好几次提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一起出现的，整批地到来的”，在给黄仁宇的信中，他认同了前者的观点：“15—17世纪的西欧历史是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同样地，中国的历史也很独特。我们不可能依靠四五个注释来证明中国历史的某种‘主义’，把它丢入普遍体系之类的大桶子……”
三
中国似乎再度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庞大的数字和居高不下的增长数据令人吃惊。如果她“不可避免”地在 2050年左右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人人都想知道，她过去为何失去了这种优势——探索过去，常常为我们理解未来提供了最好的路线图。
但是，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却不再那么热烈。我是在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它初版于 1984年，那正是中国的又一个“启蒙时代”，长期的封闭之后，人们发现自己仍面临着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的问题。对科学的再度兴奋，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从对陈景润的迷恋，到百科知识的竞赛，还有为中学生举办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
但如今，一切似乎都正在消退。中国经济不断兴起，但我们对于科学的态度似乎没有太多改变。它仍生活在强烈的集体意志中，科学有时还变成了权力与金钱游戏的一部分。
在中国声称要成为创新型社会时，甚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全译本都从未出现。一个英国人可以倾其一生研究我们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却连将它全部翻译出来的热情都没有。我不得不说，科学中最需要的好奇心，仍在我们的体内沉睡着。
在看许知远的“ born in 1970′ ”